论我国艺术品的金融化趋势——以艺术信托投资基金为例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金融化是大势所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艺术品资本市场的发育与发展是其核心,而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发展的突破口是艺术品投资基金。艺术品金融化,指的是研究如何将艺术品作为金融资产纳入个人和机构的理财范围,以及使艺术品转化为"金融工具",将艺术品市场金融化。艺术品信托投资基金的使用,目前来说是最广泛、风险较小、收益良好的金融工具,是当代资本市场和金融界对艺术品市场的介入,试图将艺术品市场资本化规范操作的尝试。然而无论从市场规模、市场地位,还是规范化程度、风险控制、投资品种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借鉴西方艺术品投资的成功经验。     

民间法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民间法研究热潮。但民间法研究的使命何在一直暗昧不明,这不能不制约民间法研究的深入和民间法的复兴。当代民间法研究应当肩负探寻民间法的话语系统,推动民间法的合法化,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以及重建社会信任系统四大使命,其中,尤应对民间权威给予充分关注,通过对其积极引导和有效规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使命的践履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社会信任危机的现代反思及其三维重构

信任危机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变迁,可以从性质上将信任危机划分为体制性信任危机、阶层性信任危机、失范性信任危机、逐利性信任危机、地缘性信任危机和差序性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也迎来了必须要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刻"。要恢复信任,必须从三个维度进行重构,即必须要守住个人的底线、政府的底线和社会的底线。"守住底线"是一句无奈的呐喊,但是只有守住底线,才能建设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信任危机因利而起,也必将因利而终,这是发展之必然。     

聋人大学生人际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N学院的实证研究

以N学院全部聋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304份问卷调查,对他们人际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聋人大学生人际信任随着交往密度和熟悉程度递减向外衍生,亲属信任最强,聋人同伴信任次之,健听人同伴信任最低。性别在人际信任结构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年龄、亲子关系、教师教育、同伴关系对他们人际信任影响比较显著。高等特殊教育院校要拓宽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和角度,提高聋人大学生对健听人同伴的人际信任水平,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认知实证研究

采用武汉市消费者抽样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的认知现状,并利用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上持中立态度,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涉及生物科技职业、对GMF了解程度、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对GMF食品标签关注度以及对GMF信任度等因素都对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策略研究

运用定量及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河南科技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策略水平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与学习成绩有较强的相关性,而社交/情感策略与学习成绩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不同学习水平、不同性别、不同专业的学习者在策略使用方面存在差异。     

法律制度、社会信任与会计舞弊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鉴于作为正式制度之一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信任对会计舞弊的影响,厘清二者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非常必要。研究发现,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较高的社会信任,都能减少会计舞弊,且二者为互补关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健全监管处罚法制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诚实守信"道德建设的力度。     

公民诚信、公共信任、信用评价与“道德银行”

诚信与信任具有语词的“家族相似性”和文化同源性。在传统社会,诚信与信任相关,但并不必然导致信任。在现代社会,公民诚信呈现出伦理复杂性,而与之相连的公共信任要么建立在纯粹预期之上,要么建立在利他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信用既非诚信,也非信任,但又与二者关系密切,信用评价既能反映公民诚信状况,又能为公共信任提供制度保障。“道德银行”以信用评价为公民诚信与公共信任创建了沟通机制和反馈机制,深入挖掘“道德银行”有助于理解三个概念之间的微妙联系与区别。     

知识视域:吉登斯的信任观及其启示

Anthony Giddens, a famous sociologist in west, puts forward two hypothese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st, taking “knowledge” as the analytical tool. One is the possibility of trust forming by the asymmetry of knowledge, and the other is the necessity of trust shaping by the certainty of knowledge. The various phenomena of the instability of trust in China now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eakness of both the two conditions, drawing lessons from Giddens’ view. And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from “knowledge” angl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keep a rational view of the phenomenon of instability of trust from the vertical dimens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create a relatively stable environment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from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沟通技术和时间因素对虚拟团队过程影响实验研究

以学生为实验对象,进行由48个3人组参与的2×2因子实验,对不同技术条件和团队发展阶段下的虚拟团队进行模拟.通过时实验对象的问卷调查,收集贫瘠和丰富沟通技术条件下虚拟团队在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信任水平、冲突水平和绩效水平数据,并以此分析两类沟通技术在虚拟团队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团队内冲突和信任水平的影响以及虚拟团队过程中信任的调节作用和绩效的反馈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虚拟团队发展的早期阶段,丰富度高的沟通技术会引发更多的关系冲突,不利于团队信任的建立,并且在促使成员积极讨论任务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在虚拟团队发展的后期阶段,团队中的信任和冲突水平受到前期绩效的反馈作用和技术变更的影响,早期绩效对后期团队内冲突和信任具有显著的反馈作用,技术变更带来关系冲突水平的增加,而沟通技术在后期阶段将不再是影响团队内信任和冲突的主要因素;信任的调节作用在虚拟情境下得到验证.